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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2012-09-20 14:30: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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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 人物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48岁终。中国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即龙门山,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 - 生平经历
司马迁司马迁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

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十岁时,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时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尚书》,从董仲舒《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20岁,游历各地。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23岁,为郎中。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24岁,为郎中。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史记》《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后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28岁,为郎中。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33岁,为郎中。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迁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34岁,为郎中。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为郎中将。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37岁,为郎中。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39岁,为太史令。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为太史令。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43岁,为太史令。司马迁专心著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46岁,为太史令。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48岁。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为中书令。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53岁,为中书令。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为中书令。《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56岁。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1]   


官场生涯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直言受宫刑


司马迁司马迁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天汉二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即成为太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又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司马迁 - 代表著作
司马迁司马迁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三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 - 墓与祠 
司马迁司马迁

司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西塬上徐村有司马迁故里、祖墓碑。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

据载韩城“城内有太史公祠,年月邑人莫不祭之。有孝廉徐氏携香火入试燕京,号称‘助文’。”至今韩城人仍有每逢节日就祭拜司马迁的习俗,传说可以保佑远行之人,尤其是远行的士人举子得到平安与功名。

祠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 柏五棵,蟠若蛟龙。

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年一公元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

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 - 学术观点

经济学观点
司马迁司马迁

司司马迁马迁重视经济问题,在《史记》中有专门记载经济方面历史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他在记述史实的同时,还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评论和分析,形成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观点。

西汉初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指导,与民休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比较放任,较少干预。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农业获得了恢复发展,而且工商业也空前繁荣。封建国家、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王朝的政策也就从无为转向有为,在经济上实行了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司马迁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发,对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观点 

司马迁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贤人、隐士、官吏、将士,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求利而活动。他特别称道通过农虞工商的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贤人所以富者”,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之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为这些人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对贫富差别成因的认识

司马迁对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俭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勤俭虽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胜”。他还认为,要想致富,必须“诚壹”,即专心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又认为,富与贫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别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还把个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无本钱和本钱多少联系起来,认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货殖列传》),没有本钱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少有本钱的人可以施展经营本领,本钱雄厚的人可以逐时争利,发大财。基于上述看法,司马迁把富者奴役贫者看作是自然的事,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  

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既把农业看作本业,又不轻视工商业。他认为要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农、虞、工的劳动,以及商业的贩运流通,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对放任与干预的看法 


司马迁司马迁

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每个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听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司马迁认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比如对“告缗”,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平准书》),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

但是,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竞相奢侈等现象,就会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平准书》)。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也会产生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比如,他对计然(见范蠡)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的干预措施,就是赞扬的。

平均赢利率观念 

司马迁还认为,“庶民农工商贾”有同样多的本钱,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 


星象学观点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2]


司马迁 - 后代子女

司马迁的儿子在史籍中没有记载,王莽当政时曾考求其后人,封为“史通子”。司马迁另有一女,嫁给安平敬侯杨敞,生杨忠和杨恽,杨忠是“关西孔子”杨震的曾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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